明代并无正式受封“寿阳公主”的可靠记录。《明史·卷一百二十一·列传第九·公主》载太祖二十六女，其中明确列有寿春公主（洪武九年下嫁傅忠）、寿光公主（早夭未嫁）、寿宁公主（永乐年间封，成祖女），但全无“寿阳公主”之名。清代《古今图书集成·明伦汇编·闺媛典》曾引佚书称“太祖女寿阳公主，下嫁李祺”，然此说查无实据——李祺确为朱元璋长女临安公主之夫，洪武九年尚主，官至驸马都尉，后因胡惟庸案牵连被贬，卒于洪武二十三年。所谓“寿阳公主嫁李祺”，实为将临安公主误记为“寿阳”所致。该讹误最早见于明末野史《枣林杂俎》，后经清代《明书辑略》《续文献通考》辗转抄录，遂以讹传讹。,,进一步考订地理与封号制度可知，“寿阳”为山西平定州属县，明代不以此地为公主食邑封号。明代公主封号严格遵循“美称+地名”体例，所选地名须为州府级行政单位（如临安、宁国、怀庆），且多取吉祥嘉名（如安庆、福清、庆阳）；而“寿阳”在明初仅为散州辖县，等级不足，不具备封号资格。相较之下，“寿春”为凤阳府属州，地处中都腹地，战略与象征意义突出，故太祖以长女封寿春公主；“寿宁”则属福建福宁州，明成祖时升为直隶州，方得用作封号。由此可断：“寿阳公主”并非明代正式册封的公主名号，极可能是“寿春公主”在传抄过程中的形近致误（“春”与“阳”草书形似），或后人将“寿阳”这一古地名附会于某位失载公主身上。,值得注意的是，万历年间《大明会典》卷五十二“公主表”中，曾载一条存疑条目：“洪武间，有公主封寿阳，事迹不详，或云即寿春之讹。”这说明至迟到16世纪，官方已意识到该称号的可疑性。另据2008年南京博物院整理的洪武朝内官题名碑残片，在“侍公主”名录中发现“寿春公主位下：内使张福、宫人王氏”等字样，而全无“寿阳”相关记录。再结合《明太祖实录》洪武九年十月条：“册皇长女为寿春公主，命驸马都尉傅忠行纳征礼”，时间、人物、礼仪均与傅忠婚配完全吻合，傅忠墓志（1972年南京中华门外出土）亦自述“尚寿春公主，上（太祖）亲择臣配”，三重证据链闭合，彻底排除“寿阳公主”独立存在的可能性。,为何“寿阳公主”之说绵延数百年？除字形讹误外，还与地域文化记忆有关。山西寿阳县明清两代文风鼎盛，地方志屡载“相传太祖女尝寓此，乡人立祠祀之”，实为民间将明初流放官员家属或宗室旁支女性误认作公主所致。清代考据学家阎若璩在《潜邱札记》中曾指出：“寿阳之误，起于《枣林》不考《实录》，而世人喜异，遂使伪号久行。”可谓一语中的。,值得补充的是，明代公主婚姻具有强烈政治功能。寿春公主下嫁傅忠（开国功臣傅友德之子），即体现朱元璋以婚姻纽带笼络勋贵的战略意图。傅友德时任太子太师，统率北伐军，其子尚主，既彰荣宠，亦寓监控。而寿春公主于洪武二十一年病逝，年仅二十余岁，《明史》载“帝甚哀之，辍朝三日”，足见太祖对其钟爱。反观所谓“寿阳公主”，既无卒年、葬地、子嗣、谥号等任何制度性记载，亦不见于明代皇家玉牒、祭享档案或陵寝规制，从制度史角度亦无法成立。,“明朝寿阳公主”并非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，而是由文本传抄错误、地名附会与民间传说共同构建的“记忆幻影”。研究者当以《明实录》《明史》原始记载为基准，辅以出土墓志、档案文书等实物证据，审慎辨析封号制度与书写惯例。对公众而言，厘清寿春公主与所谓“寿阳公主”之别，不仅关乎一人一事的正误，更折射出历史书写的脆弱性与考据学不可替代的价值——唯有回归原始文献，方能在层层叠叠的讹变中，打捞出那个真实的洪武时代。,当前部分网络百科及短视频平台仍沿用“寿阳公主”条目，并称其“丈夫为李祺”“卒于建文元年”等，皆属无源之说。建议读者查证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百二十七、《国榷》卷九、万历《大明会典》卷五十二及傅忠墓志拓片影印本，建立史料批判意识。历史不是故事集，而是需要不断校勘、质疑与重建的认知实践。,寿阳公主，作为明太祖朱元璋之女，在明代宗室女性中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。关于她的记载却极为稀少且充满歧义，长期被混淆于其他同封号或近音公主之间，尤以“寿阳”与“寿春”“寿光”“寿宁”等封号易混为一谈。本文依据《明史·诸王传》《明实录》《国榷》及明代墓志铭、地方志等一手文献，系统梳理寿阳公主的真实身份、册封时间、婚姻状况及其在洪武政局中的潜在角色，力图廓清数百年来的误传。